■接续英雄叙事，贯通家国史观，表达民族精神，确立与现实主义美学相接的创作原则，是这一轮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的特色
■无论技术如何发达，实景永远有着无法代替的美学价值——真实。它带来沉浸，有助于营造作品的战争氛围；它导致贴近，有利于激发演员的表演情绪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长津湖》）和《狙击手》的双峰并峙，迎来了新一轮抗美援朝影视创作高潮，且两部影片片尾令人掬泪的一幕都是：点名。两部电影中的“九连”和“五班”，不约而同地以点名的方式，完成对英雄的祭奠。大和小、热和冷、动和静，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相互映衬，共同谱写了战争片的主旋律。
和几十年前的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女》相比，当下的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史诗图景，既有影视套拍的全景构图反映战争的《跨过鸭绿江》，亦有用上下部中景景深表现战役的《长津湖》，更有近景描摹战斗的《金刚川》《浴血无名川》和《狙击手》。每一代人拍摄的战争片都包含着时代对历史的思考深度、创作者对作品的美学追求，成为不可复制的作品。而同一题材能拍出不同的多种风格，代表着一种成熟和进步。
从《金刚川》《长津湖》到《狙击手》，我们看到，中国战争片对抗美援朝战争这座题材矿藏的开掘越来越深，作业面越来越宽，角度越来越小。《金刚川》的意义在于视角和结构，它用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后方的战争，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尝试了不同导演“三位一体”的制作模式；《长津湖》的突破在于题材和技术，它把中国军事电影的技术制作水准带到了一个崭新高度，并使数代电影人期待的题材空白得以填补；《狙击手》的价值则是角色和叙事，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战争片语法，即陌生化和极简主义。在叙事手法、演员选择、角色塑造和氛围营造方面，都埋伏了主创的诸多独立思考：回归故事本身，不喧嚣；聚焦平民本色，不浮华。总之，接续英雄叙事，贯通家国史观，表达民族精神，确立与现实主义美学相接的创作原则，是这一轮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的特色，也是在文艺范畴内对抗美援朝伟大精神进行演绎和诠释的一种新启示。
冷峻：微观叙事的张力
雪白、血红和土黑，成为这一轮抗美援朝题材创作的底色。导演们不同程度的类型化探索，使得战争片的外延不断扩大。在电影《金刚川》《狙击手》和电视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于传统英雄形象的指导员李延年，看到了迥异于正面战场的后勤线保卫战，看到了区别于炮火连天的冷枪对峙，微观视角可以把观众带入到战争的各个角落，在局部中观全貌，于细故中见乾坤，克制地呈现千钧一发的叙事张力。
作为对真实战役的还原，《长津湖》采取的是“大决战”式的复调叙事，即交替采用宏观和微观视角来表现战事的变化与战争的残酷；而《狙击手》遵循的是“三一律”戏剧法则，全部采取微观视角，通过人物本身的戏剧冲突来推动故事，用狙击手这样一个角度讲一组人物，讲战场上的一个角落，以小见大地表现伟大战争的全貌，微观视角折射的是对战争史观的全新诠释。
一叶知秋，不仅是叙事策略。“我的战友都牺牲在那个无名的山坡上，只留下了一个个普通的名字。”《狙击手》中的这句旁白几乎可以点题，刻画一个个普通名字背后的人物和精神。影片追求的不是战争场面表象的“大”，而是战争精神内在的“大”，张艺谋突破了传统的“连级”叙事，尝试了类似现代战争特种兵作战的“班级”叙事，视角越小，景深越大：伟大的战争正是由无数不知名的战斗组成，成千上万个“五班”缔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见微知著，更在表现大智大勇战胜强敌。秦基伟将军在回忆上甘岭战斗时曾说：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较量，在小山头打大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深受苏联电影的影响，高扬英雄主义的画卷，更多表现军队的舍生取义和战士的视死如归。这一轮影视创作与它的一个分野，就是对志愿军战争之道和战争之术的细微呈现，例如《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李延年对穿越雷区采取的蛙跳战术，坑道阻击中的分布式作战，《浴血无名川》中狙击兵战术中的三角狙击等，都不再单纯地表现勇敢和牺牲，而是聚焦志愿军高度灵活和精妙机动的战争智慧。于是，对美军的平视成为重要转变。既不渲染夸大胜利，也不过分贬低敌人。如果说《长津湖》中的美陆战一师师长向冰雕连敬礼尚显刻意，《浴血无名川》和《狙击手》中的两军对峙则更显专业主义的视角。美军狙击小队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兵，经验丰富，对“围点打援”战术娴熟运用。不简单化和脸谱化地表现美军，凸显志愿军凭借着意志、技术和智慧与其较量并赢得胜利，这种叙事上的平衡，使我们对战争整体的认识更加客观，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真实。
拙朴：本色表演的价值
如何还原历史上这场战争的质感，是横亘在每位导演面前的难题。英雄角色的塑造既是难点，也是爆点。管虎的《金刚川》借了戏剧舞台理念，用白描和写意的手法刻画了个人英雄；徐克的《水门桥》用黑泽明“七武士”的动作片语汇，塑造了“兄弟连”式的集体英雄；张艺谋的《狙击手》则采取了去中心化的散点叙事，拍出了过去战争片中从未表现过的英雄。
这种“陌生化”的美学呈现，核心是“非英雄”的角色定位：将气贯长虹的英雄还原成平凡普通的个人。例如，《狙击手》在题材选择上，没有拍“狙击之神”张桃芳的英雄传记片，而是萃取真实的英雄人物素材，用于精心打造“五班”；在演员选择上，起用“素人”担纲角色。战争片对演员的要求高于其他类型影片，战争片有极高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对于人性有着复杂的展现。不用成熟演员甚至明星，暗含着一种“李延年式”的无名英雄观——做惊天动地事，当隐姓埋名人，“无名川”对应的是“普通一兵”。他们不是打不死的英雄，而是会害羞会流泪的普通男儿，这才是战争环境下人的真正写照。
本色表演的价值在于没有底色和套路。这一点，在近年来军旅影视作品中屡有呈现，例如，以共和国军队改革为背景的电视剧《士兵突击》、表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芳华》，导演都大胆起用了新人，为的是避免演员被过度消费。尤其是在流量和明星泛滥的当下，起用新人对于战争片颇具意义，它包含了对斯坦尼式表演传统的回归，体验生活、封闭训练以及经历和角色共同成长等一系列做法，确保了整体表演风格的统一。演员选择、角色定妆和人物造型，每一个环节都是作品主题立意的反映和审美态度的映射。
本色表演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方言崛起。方言在近年影视剧中的运用，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如果说，讲陕西方言的电视剧《装台》《山海情》、说贵州话的电影《无名之辈》以及讲沪语的电影《爱情神话》成功是因为题材影响，那么，战争电影中的方言则由人物决定。抗美援朝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儿女，方言使角色更加严实地嵌入到历史情境中。《金刚川》中连长说着江西话，班长张嘴北京味，战士操着四川方言，反映了后勤战线的全民支撑。《狙击手》中全程使用了四川方言，则是对应了川地军人活跃于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历史，战斗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就是川籍军人。“五班”战士，在喊着“雄起”的同时，牵挂着家中未出世的孩子；一边骂着敌人，一边惦记家里破损的屋顶该怎么修。在方言的语境里，战士不是抽象的符号，观众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着不同的性格和脾气以及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方言，意味着家。战争片中，每一种方言，都是乡土。打虎亲兄弟，上阵子弟兵，这是中国战争电影特有的家国情怀。《狙击手》中最令人感伤的是章宇的话：“我从家乡把你们带出来，现在不能把你们带回去了。”轻轻的话语，道不尽战场兄弟的袍泽情义。这就是战争片的质感。在冰天雪地的严酷中，回家始终是一种诗意的救赎，比起那些豪言壮语更具超越地域的永恒。
笃实：沉浸置景的意义
战争片硬核之处在于视觉。视觉离不开特效。从《红海行动》到《八佰》，导演们在还原战斗场景时，技术上已不存在障碍。一部《长津湖》创下了规模化制作的纪录，仅仅参与特效制作的单位就多达80多家，要集成美国、英国、韩国、印度和中国等全要素的资源，确保规格、标准、质量等全流程的统一，背靠的是电影工业高速发展的大树。
然而，特效不能解决艺术上的问题，过度使用反而会带来雷同和悬浮。战争片里的战术逻辑安排、武器道具考证和环境影调设计，重要性如同一部作品的地基，从来不是靠后天装修来实现的。这一轮抗美援朝影视创作中，观众对《长津湖》志愿军冲锋时“人海战术”的诟病，就是一个明证。可见，涉及军事素养的细节真实，对作品策划和创作提出了极高要求。
网络电影《浴血无名川》广受好评，得益于其战术合理和道具还原。这部讲述中美狙击手对决的电影，表现战斗的部分编排了各种战术，对“三朵花”战术、“第三颗子弹”狙击战术进行了精彩演绎。尤为可贵的是，根据当时各种武器的特性铺设各种细节和伏笔，小到服装制式，大到坦克飞机，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力求真实。主创人员对史料下的功夫和匠心获得观众的认同，也令军迷叹服。
真实布景的运用，同样不可取代。《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塑造“指导员”的文戏出彩，表现“阵地战”的武戏亦不逊色。影片对346.6高地战斗置景全部采取了1比1的还原。主创人员在中朝边境离当年战斗发生地不远的高地，修建了长1.5公里的战壕，放置了4辆坦克，并选择战斗发生纪念日开机，以确保气候和环境的基本相同。对细节的逼真还原，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贴近性。
同样出彩的还有《狙击手》，为了营造和战场环境相一致的黑白影调，张艺谋选择了真刀真枪和真冰真雪，要求演员口中吐出的气，都有真实效果。坚持雪景、室外和冬天，拒绝影棚、绿幕和特效，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旨在再现战争环境的残酷，逼出演员的本能反应，避免工业化生产，回归手工制作，这些做法看似与数字电影时代的制作观念背道而驰，却和去流量的选角思路、去明星的叙事策略高度契合。无论技术如何发达，实景永远有着无法代替的美学价值——真实。它带来沉浸，有助于营造作品的战争氛围；它导致贴近，有利于激发演员的表演情绪。
综观这一轮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作品赓续了家国同构、虚实结合的英雄主义主题，铺陈了“统帅部的战争”和“战壕里的战斗”的多元叙事，构建了“最热的血”和“最冷的枪”的美学风格。期望未来有更多的作品，给观众带来震撼和突破：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实现巧妙平衡，在战争精神和军队特质之间找到合理表达，在技术潮流和艺术规律之间寻求不懈创新。
电影的意义在于铭记。抗美援朝战争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构成的，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只留下了一张普通的脸，我们要记住那些脸。一如穆旦的诗：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