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也给民众个体心理和社会心态带来深刻影响。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对社会心态的理解和把握。青年是推动时代发展进步的先锋力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认识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就把握住了社会心态变动部分的关键。疫情期间，本版组织几位学习、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青年学者、学生，以青年群体社会心态为切入点，从社会现象、调查数据以及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时代变迁与培育路径，结合青年在疫情中的行为与表现，通过网络开展对话，并邀请两位资深研究者进行点评，希望有助于理解新时代的青年，理解社会现象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引导社会心态朝着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方向发展提供智识支持。
与谈人
吕小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韦庆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谭旭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
刘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1、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整体上处于高获得感状态
主持人：我是一名社会心理学系的“90后”在读博士生，平时就很关注年轻人的群体心态问题。我发现，年轻人的心态是活跃而多元的，比较难把握它的总体特征。我特别想了解，几位老师有没有关注当下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80后”“90后”乃至“00后”社会心态的“基本面”是怎样的？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谭旭运：判断一个群体社会心态的“基本面”，其基本标准是相关群体认为自身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而与人类需求满足状况密切相关的重要评价指标就是“获得感”。我所在的团队于2018年和2019年连续进行了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中国人获得感基本情况专题调查，我想以此为基础来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诉大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青年群体的获得感状况是很乐观的。尤其是“90后”和“00后”，在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以及共享性获得等不同层面的得分都高于其他年龄段。不仅如此，2019年新增的“美好生活需要”调查结果显示，青年人在不同层面的美好生活体验和需要评价上的得分也比较高。可以说，当代中国青年整体上处于一个高获得感的状态。
当然也需要承认，青年人确实面临就业难、压力大、竞争强等问题。我们的调查发现，青年人在收入、文化生活、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获得感评分相对低。这不仅反映了当代青年人物质需求方面的压力，也表明其对成就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的高要求，体现出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进行社会心态调适的某些方面。同时，这些现象也是青年群体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高期待、高预期的典型反映。这里的“预期”主要是指人们根据以往社会经验和自身愿望，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个人未来生活、社会将来发展作出的一种主观判断。在多项调查中我们都发现，青年群体对各种需求的未来预期均明显高于当前水平，心态也比较乐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不少青年人积极参与的心态值得褒扬。例如，在我们目前正持续进行的疫情社会心态调查中，对比间隔4天（1月25日和29日）的两轮数据可以发现，青年人对疫情更加关注和重视，对疫情的判断更为理性，乐观、平静情绪明显上升，恐慌情绪下降，并且积极响应戴口罩、少出门、少聚集等号召，对政府部门、医护人员等各方面战胜疫情的信心显著提升。
吕小康：这里我想补充一点。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心态，本身就是社会心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坚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社会事实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地看待当下社会心态中存在的问题并思考应对之道，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心态研究、治理与培育时应当时刻秉持的基本立场。
主持人：看来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总体上是积极的，而且对社会心态的认识也应采取“积极心理学”而不是“消极心理学”的视角。在疫情期间，不少青年虽“宅”在家中，心态却积极乐观，例如，有的青年大学生在网上自发组织开设心理援助热线，帮助素不相识的人。但同时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说自己是“佛系青年”，看起来像是缺少宏大理想的激励和融入社会的动力，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
韦庆旺：我认为，如何在尊重个体独特性和意见表达权的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国人特有的重家庭、重集体、重国家的亲社会心态，是未来进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培育应当充分正视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令人心痛的危机和灾难，作为巨大的外部环境因素，它激发了潜藏在青年心底的家国情怀，有的青年医生在准备归家结婚的途中毅然返回岗位，有的地方自发组织“青年突击队”协助基层防疫工作。如果将此次疫情看作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关键时期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那么疫情期间青年所表现出的积极社会心态，则孕育着一种推动未来转型和改革成功的珍贵心理资源，值得研究和总结。
吕小康：在我看来，青年人所谓的“佛系”，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是自我意识觉醒与扩张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青年人暂时抽身于大众化的看法并对之进行反思，从而获得更为广阔与独立的自我空间，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青年人成为失去人生意义感和价值感的“空心人”，也不意味着青年人必然失去对宏大历史使命的投入感与追随力。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在讨论“佛系”等现象时，也曾提出：“还原到生活场景，一方面，这可以是不争不抢、不钻营不吹捧的随性、豁达；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面对竞争、面对压力时候的怠惰、消极。好与不好，存乎一心。”可见，简单地把“佛系”认定为一种问题心态，本身可能就反映出一种以偏概全的不良心态，是不可取的。
谭旭运：当代青年群体的心态呈现多元化特征，“佛系”等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看起来是”的理解有可能恰恰是片面认识甚至导致污名化。一方面，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大部分青年人在工作生活中存在或多或少的焦虑和困惑，“佛系”可以视为青年人应对焦虑的一种自我调节，本质上更像是一种高压下的自我精神保护，在这一点上，我与吕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其说“佛系青年”是无所事事、没追求，不如说是对社会浮躁一面的主动反击，是一种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积极人生态度。以就业为例，游学、旅游创业考察等“慢就业”“间隔年”现象，就是青年群体结合个人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一种更理性成熟的就业观。
主持人：有人说，在和手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被割裂成完全不同的几个部分。以智能手机及相关应用程序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从哪些层面影响了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
韦庆旺：从影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角度讲，网络对生活的日益渗透可能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增加孤独感。心理学研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亲密的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而社交软件对亲密人际关系的培养终究是欠缺的；另一个结果是导致年轻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乃至被淹没在群体极端化的情绪中。在我看来，年轻人与网络时代较好的相处方式，必须建立在独立思考和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丰富自己，传播正能量和有深度的内容。例如，王珮瑜通过抖音等吸引青年关注京剧，然后再影响其线下走进京剧剧场，深入了解京剧；还有李子柒，她在网上制作发布美食短视频，传播中国人传统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并引起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谭旭运：当今时代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以及行动场景的多样性，促成了青年人在构建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选择的多元化。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各类应用程序已经深入青年群体生活之中，逐步成为满足其多样化需求的载体。在这类应用程序搭建的话语空间里，个体能够较为任意地表达自我情感与情绪，而朋友的点赞、评论等回应，则会满足个体被关注、宣泄压力、寻求精神安慰或社会认同感的欲望。由于这些程序的功能差异化特征非常明显，使得青年人能够将自己的多样化诉求进行区隔化、类别化管理，才会在不同平台上显现出“分裂人格”。与此同时，互联网环境丰富多样，提供的信息五花八门，而且碎片化程度很高，对青年群体的心态形成和价值观塑造比传统环境要复杂得多，甚至促成了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网络社会心态。对于这种影响的机制和后效，都是值得重点研究的。
吕小康：网络和信息技术对世道人心的冲击确实是直观可感又难以完全预测的。网络表达的丰富性、及时性和匿名性，为个体多重自我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这就使得我们在分析时很难对同一个体或群体贴上简单化的标签，而要像勇于承认人性自身的多元存在一样，承认社会心态的多元存在。技术对人心的改造会形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判断和证据积累，当然这也会在客观上加深对某一群体社会心态的整体趋势作出综合把握的难度。
2、心态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 良好心态秩序为社会有序发展提供心理支持
主持人：有些人可能认为“心态问题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是“软问题而不是硬问题”。社会心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改进现实有什么意义呢？具体可从哪些方面着手？具体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够为我们推进心态治理提供哪些启发？
吕小康：社会学家费孝通晚年曾提出，社会研究要注重从“生态秩序”到“心态秩序”的转变，因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已使得当代社会在生态方面进入共同网络，但在心态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两者不协调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问题。其实，对社会心态的重视，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关注的问题。从国内治理层面看，为数不少的社会冲突其实并没有直接或明确的利益诉求或权利诉求，而是一种表达性暴力或“泄恨性暴力”。例如网络中的诸多“骂战”与造谣事件，卷入者往往不辨是非、不重事实、只重情绪，这都会造成社会共同体的共识断裂和价值扭曲。从国际治理层面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不同形式的言语霸权、价值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某些西方国家力图输出的“颜色革命”，就始于社会心态层面的渗透，而青少年群体正是他们着力引诱与捕获的重点群体。在此意义上，不重视社会心态建设，就会埋下危机。总之，心态治理问题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软问题。
韦庆旺：我个人认为，社会心态的概念很重要，虽然国外早有心态史学等相关概念，但“社会心态”是中国学者原创学术概念，在实证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数据和成果，对舆情监测和短期社会心态引导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心态研究还不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只有在理论上形成重大突破，才能在更宏观的社会心态培育和国民心态塑造上起更大作用。例如，文化社会心理学较一致地认为，西方重个人主义，中国重集体主义。决定一个人行为的原因，在西方更多是个人态度，在我国可能更多是外部环境和社会规范，这个外部环境和社会规范最终会集中反映到一定时期的社会心态上来。因此，社会心态在我国首先是一种群体心理，而不是个体心理，也不是个体心理的简单集合或求和平均。社会心态研究如果能将这些元理论问题进行更清晰地建构和阐述，对建立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乃至对建构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都有重要意义。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青年群体集体效能感的发挥有目共睹。集体效能感不同于个体效能感，前期需要较多的动员和组织，在形成极强的群体氛围后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对集体如何发挥效能感和个体参与集体效能的社会心态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为发挥制度优势提供柔性心理支持，对推动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谭旭运：我国社会心态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研究者们始终以社会转型下人们的心态特点和变化为核心研究内容，力图解读一个时期社会心理特点的全貌和不同时期社会心理的特点和变化。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促进转型时期民众美好生活体验和需求的满足，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互联网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处于社会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年人更有活力，独特性、自主性需求强烈，重视社会平等，富有创造力；与此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互动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压力和困惑，呈现出明显的高流动、多样化、多元化的群体特征。针对青年群体社会价值观、社会需求、社会情绪以及公平感、信任感等社会心态的研究，有助于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其积极乐观的社会心态，进而促进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满足和幸福感的提升。在当前抗击疫情中一些青年的行为和表现，以及正在持续进行的疫情社会心态调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不同年龄段群体社会心态特征提供了丰富素材和数据，是我们开展群体社会心态研究，进而推进心态治理的宝贵资源。
3、创新青年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培育方式， 构建助力民族复兴的强有力社会心理机制
主持人：我完全认同培育积极社会心态的重要性。只是有时一提到“心态建设”，就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灌鸡汤”“打鸡血”，这与青年人日益提升的自我意识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容易产生抵触心理。如何打破套路化的建设方式，从而更切实有效地培育青年人的积极心态？
吕小康：社会心理学有个名词叫“逆火效应”，是指当某个被更正的错误信息与个体原有看法相违背，纠正过程反而会强化人们对错误信念的信任与坚持。应当承认，目前社会心态建设中可能确实存在工作方法不够先进，未能入耳入脑入心的问题，但不能就此否认社会心态建设的重要性，而应提升战术层面的灵活性和适用性。社会心态建设不是简单的精神激励或心理干预，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从个体层面着手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社区、机构、文化等多个层面入手。此次疫情防控中，尽管政府、疾控中心、专业医学自媒体等已进行了大规模辟谣，但仍有一些民众笃信各种流言。若只是简单埋怨他们“听不进劝”，不仅无助于科学思维和健康习惯的养成，还可能会形成逆反心理。如果我们将工作重心放在网络流言治理机制建设、健康传播方式改进、公民健康素养提升等治本的方面，虽然可能见效慢，却会更容易接受且能产生长期效果。类似地，其他方面的社会心态若也能通过体制机制自身层面的改革、文化系统与时俱进的吐故纳新，也一定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领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当然，这都需要时间与耐心，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也需要在既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不断创新“战术”和“打法”。
谭旭运：社会心态内涵丰富，包含社会认知、社会需要、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倾向等多个维度，因此，以积极社会心态培育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建设也必然是多路径的系统性工程。一方面，绝不能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刻板理解为是对个体心理问题的简单干预，要明确社会心理服务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社会价值观和积极社会情绪，明确社会心理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大众，而不是“心理有问题”的特定人群。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服务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独立性、自主性是青年群体非常积极的心态特征，社会心态的引导和培育需要尊重这一特征，结合其具体需求，不断促成多样化需求的满足。
韦庆旺：抵触心理的产生，源于有些社会心态建设工作无意中将心态建设与青年的自我意识、个性发展“对立”起来。例如，心态建设如果有过多说教成分，就可能与青年喜欢在平等独立基础上有更多参与感构成潜在冲突，产生逆反心理。实际上，当前青年独立性和自主性普遍增强，这与塑造良好社会心态并不矛盾。例如，只要青年认可和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要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相一致，就应当积极认可他们。青年人在自我价值得到认可之后，更容易放下抵触情绪，将自我概念不断向他人、社会和国家层面扩充。此外，我们应当在心态建设中找到能够吸引青年的沟通方式。比如，多种元素混搭和跨界是青年人很喜欢的方式，可以将宏大的积极心态培育在宣传形式上进行混搭和跨界包装，如与短视频、嘻哈、cosplay等形式相结合。例如，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蔓延，疫情防控的一个重点是尊重科学，养成出门戴口罩和每天勤洗手的好习惯，这方面青年就做得比较好。有青年网友将一些影视剧中青年与父母对话的情节进行混剪和配音改编，劝父母戴口罩，这既反映了青年人的现代价值观念，又体现了青年人喜欢的新颖沟通方式。
主持人：我注意到有国内学者提出“从心而治”的社会心理学思路，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社会心态的治理相关联，不知几位老师对此有何具体建议？
韦庆旺：“从心而治”强调在社会治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心态培育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每一环节吸收心理学视角、遵循心理学规律、集聚心理学人才。根据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特点，围绕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我认为可以加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青年社区建设，并融入生命教育和人文关怀。例如，随着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场域，可能会出现社会互动抽象化、社会交往符号化、社会活动“点赞化”、社会学习碎片化、社会娱乐虚幻化等现象，导致青年群体孤独感加重、意义感缺失等问题。我们不可能让青年人抛弃互联网，但也需要把青年人拉回到自然的、现实的空间里，增强彼此之间真实的和扎实的社会交往，促进青年人对自然、生命、社区、社会、国家、角色、责任的真实感触和体验，以此来对冲和平衡青年人所喜欢的互联网生活。然后，利用互联网对青年的吸引力，建设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青年社区，形成线上线上相互整合、相互哺育的互动模式，让网络空间的“虚拟整合”功能与现实空间的心态秩序建设相整合，从而达到“从心而治”的良好愿景。
谭旭运：针对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多元化多层次特征，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创新社会治理手段，实现各方通力合作，全方位多角度多渠道地培育青年群体积极社会心态。例如，创造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畅通与保障青年安居乐业求知求发展的社会渠道，促成其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增进青年群体的理解互信，营造理性积极的情绪氛围；发挥青年人自主性和主动性，提升其在社会发展建设中的参与感；加强青年群体理想信念教育，注重青年群体的人文关怀和心理成长，积极引导青年群体的合理社会预期。
吕小康：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社会心态问题的产生，既不源自心理疾病，也不是只存在于心理病人，而是心理正常的普通人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刺激而产生的暂时性不良心态。例如，在当下疫情中就产生了各类不良社会心态，但并不是说具有此类心态的人都成了心理疾病患者，都需要心理咨询和干预。事实上，此类问题的解决，应当综合运用社会的、制度的、文化的干预方式，达到最优干预效果。像利用疫情中的公众恐慌进行围观炒作、囤积居奇的心态及相关行为，应通过法治途径进行精准打击而实现心态层面的正本清源；对许多青年医务工作者主动请缨上前线的热血心态，则需要通过媒体进行全方位大力弘扬。这些都是全面的社会心态建设可采用的法治和政策工具。总之，青年群体的心态建设，除了要保证其心理健康这一微观目标之外，还应当特别注意如何激发年轻人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宏观目标，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凝心聚力、提神打气，汇成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有力的社会心理机制。
主持人：各位老师的传道解惑，让我们更全面深入了解了当下中国青年群体社会心态，也为青年人培育健康个体心态提供了有益启发。非常感谢各位！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俊秀：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起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全社会的心理变化——在过去的40多年间，中国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也表现在社会心态上。但过去我们对社会心态的研究更多关注社会中共性的心态，对社会的亚群体、不同空间中的群体心态研究还不够。因此，像今天这样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而由青年学者讨论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则更贴近真实。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心态最核心的构成是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特别是社会心态中变动部分的核心。一是因为青年群体最活跃、最有活力、最不安于现状、最愿意接受新事物，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进的主力；二是因为青年群体涉及的社会问题最多，他们在学习成长、就业、家庭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最多，是最应该得到关注的群体之一。关注青年群体社会心态，不只要看到他们积极的一面，更要关注他们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除了个体成长的心理困扰外，要更多关注青年群体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由于社会环境问题产生的共同的心态，进而消除那些不利于青年成长的环境因素，达到心理建设的目的。近年来，社会心态治理被提升到社会治理的高度，这无疑是必要的。所谓的“从心而治”不应该被理解为“治心”，而应该是“关心”，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安心”，从而达到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目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汪新建：社会心态隐藏着中国社会变迁的丰富信息，蕴藏着解读中国人心理世界的钥匙，也暗藏着中国社会独有的治理之道。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社会心态正如这载舟覆舟之水，对社会事实和社会存在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摸不着青年人的心态脉搏，就无法看清青年人的心之所想、行之所往，就会丧失主流文化对青年群体的感召力、影响力。而如何对社会心态这种带有主观特征的社会心理现象加以客观全面的判断，并通过培育积极社会心态助推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正是我们进行社会心态研究的最根本出发点。几位青年学者与学生之间的谈话，让我切实感到当下中国年轻一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中国社会、中国现实和中国人心灵的深度关切与全面思考，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历史使命感。提问切中时弊，回答亦见真章；对话既有数据佐证，也有理论反思。这很好体现了青年学者过硬的实证训练与理论素养。希望这些相关研究，能够不止于观察与反思，而能转变为实践与行动。一如科学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社会心态的研究与培育，也理当如此。我们要使学术思考真正融入社会建设，让社会心态这如歌的行板谱写出民族复兴的乐章。我深信，这将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真正走向大众、走向社会、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